主管单位: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办单位:中华医学会西安分会
出版单位:《国际眼科》杂志社(IJO Press)
社长/总编:胡秀文
主编:惠延年 Peter Wiedemann
编辑部主任:彭娟
刊期:月刊
语种:中英文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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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回顾性病例研究。收集2017-01/2019-12收治的AQP4抗体阳性NMOSD患者11例,其中男3例,女8例。NMOSD特有的重要临床表现为视神经炎。发病平均年龄36.3±6.0(27~47)岁,平均病程3.4±1.4(2.2~6.8)a。在NMOSD缓解期加用MMF 1a或1a以上。记录应用MMF患者的年复发率(ARR)、最佳矫正视力(BCVA)和不良反应。
结果:MMF治疗的中位时间为18(12,36)mo。ARR在基线时为0.66/a,治疗后为0.16/a。91%的患者ARR下降,82%的患者无临床复发。MMF治疗后ARR明显改善(P<0.05)。治疗后平均BCVA与治疗前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11例患者中,3例(27%)出现不良反应,其中1例(9%)出现转氨酶升高,2例(18%)出现轻度胃肠道反应。没有因不良反应而停用MMF的情况。
结论:MMF治疗AQP4抗体阳性NMOSD患者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视神经炎的ARR,保护患者的视功能。
方法:于2021-01对南通市1 939名中学生进行横断面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计算样本量,采用干眼问卷调查DE的患病率和危险因素。DE患病被定义为经常或总是存在一种或以上干眼症状(如:干燥感、沙砾感、烧灼感、眼红、疲劳感、分泌物增多)。通过Logistics回归分析评估与DE相关的危险因素。
结果:南通市中学生DE的患病率为19.55%。干眼症状中疲劳感出现最多,占60.95%。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显示,女性(OR:1.287,95%CI:1.018-1.626,P=0.035)、近距离电子屏幕使用时间>2h(OR:1.927,95%CI:1.260-2.947,P=0.002)、课后读写时间>3h(OR:1.588,95%CI:1.214-2.079,P=0.001)、频繁使用滴眼液(OR:1.908,95%CI:1.359-2.680,PSymbol|@@0.001)、全身使用抗过敏药物(OR:1.787,95%CI:1.220-2.618,P=0.003)和关节痛(OR:1.688,95%CI:1.128-2.524,P=0.011)是中学生DE患病的独立危险因素,而充足的睡眠时间(>6-8h,OR:0.627,95%CI:0.477-0.823,P=0.001; >8h,OR:0.511,95%CI:0.283-0.922,P=0.026)是独立保护因素。
结论:中学生DE的患病率较高不应被忽视。针对各种危险因素采取积极预防措施将有助于降低中学生DE的患病率并对学生健康产生积极影响。
方法:建立CoCl2诱导ARPE-19细胞缺氧模型,并分为以下5组:正常组(细胞正常培养,不加任何处理)、缺氧模型组(200μmol/L CoCl2)、空白血清组(200μmol/L CoCl2+空白血清)、低剂量含药血清组(200μmol/L CoCl2+10%含药血清)、高剂量含药血清组(200μmol/L CoCl2+20%含药血清)。CCK-8检测细胞活性; 试剂盒检测细胞上清液中还原型谷胱甘肽(GSH)、丙二醛(MDA)水平; ELISA检测细胞培养基中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的含量; 实时荧光定量PCR(qPCR)检测VEGF、HIF-1α和脯氨酰羟化酶-2(PHD-2)的mRNA水平; Western Blot法检测VEGF、HIF-1α和PHD-2的表达情况。
结果:采用200μmol/L的CoCl2浓度可成功建立ARPE-19细胞缺氧模型。低剂量和高剂量黄芪含药血清可抑制缺氧诱导的ARPE-19细胞增殖(P<0.05),升高ARPE-19细胞缺氧损伤中GSH水平,降低MDA含量(P<0.05)。低剂量和高剂量黄芪含药血清可抑制ARPE-19细胞缺氧损伤上清液中HIF-1α和VEGF的表达(P<0.05),以及ARPE-19细胞中VEGF、HIF-1α、PHD-2的mRNA表达和蛋白表达(P<0.05)。
结论:低剂量和高剂量黄芪含药血清通过抗氧化作用减轻CoCl2诱导ARPE-19细胞缺氧损伤。
方法:收集病理确诊且临床资料完整的视网膜母细胞瘤组织标本25例,同时选取因外伤摘除眼球的正常视网膜组织9例为对照; qRT-PCR法检测正常视网膜组织、视网膜母细胞瘤组织、人正常视网膜血管内皮细胞ACBRI-181、视网膜母细胞瘤细胞HXO-Rb44中DLGAP1-AS2、miR-1193的表达量; 将si-NC、si-DLGAP1-AS2、miR-NC、miR-1193 mimic、si-DLGAP1-AS2与miR-1193 inhibitor(共转染)分别转染至HXO-Rb44细胞; 双荧光素酶报告实验检测DLGAP1-AS2与miR-1193的靶向关系; CCK-8法、平板克隆形成实验与Transwell实验分别检测细胞增殖、集落形成数、迁移及侵袭; Western blot法检测E-cadherin、N-cadherin蛋白表达量。
结果:视网膜母细胞瘤组织中DLGAP1-AS2的表达量高于正常视网膜组织(P<0.05),而miR-1193的表达量低于正常视网膜组织(P<0.05); HXO-Rb44细胞中DLGAP1-AS2的表达量高于ACBRI-181细胞(P<0.05),miR-1193的表达量低于ACBRI-181细胞(P<0.05); DLGAP1-AS2可靶向调控miR-1193的表达; 转染si-DLGAP1-AS2或转染miR-1193 mimic可抑制HXO-Rb44细胞增殖、迁移及侵袭; 共转染si-DLGAP1-AS2与miR-1193 inhibitor可降低转染si-DLGAP1-AS2对HXO-Rb44细胞增殖、迁移及侵袭的作用。
结论:沉默DLGAP1-AS2可通过靶向调控miR-1193表达而抑制视网膜母细胞瘤细胞增殖、迁移及侵袭。
方法:以人视网膜血管内皮细胞为研究对象,建立高糖损伤模型。胃饥饿素处理细胞后,采用CCK-8试剂盒检测不同浓度胃饥饿素对高糖下细胞增殖的影响,以筛选最佳浓度。将细胞分为正常对照组(NC)、胃饥饿素组(ghrelin)、高糖组(HG)和胃饥饿素+高糖组(ghrelin+HG)。采用CCK-8试剂盒检测细胞增殖,Annexin-APC/7-AAD试剂盒检测细胞凋亡,蛋白质印迹法检测细胞NLRP3、Caspase-1、IL-1β及IL-18的表达。
结果:与NC组(100.00%±0.00%)相比,HG组细胞增殖率(69.87%±0.68%,P<0.05)明显下降。与HG组相比,ghrelin+HG组细胞增殖率(92.31%±3.62%,P<0.05)明显升高。与NC组(4.94%±0.15%)相比,HG组细胞凋亡率(28.33%±1.37%,P<0.05)明显升高。与HG组相比,ghrelin+HG组细胞凋亡率(14.24%±0.32%,P<0.05)明显降低。与NC组相比,HG组细胞表达NLRP3、Caspase-1、IL-1β及IL-18蛋白均明显升高(均P<0.05)。与HG组相比,ghrelin+HG组细胞表达NLRP3、Caspase-1、IL-1β及IL-18蛋白均明显下降(均P<0.05)。
结论:胃饥饿素能对高糖损伤的视网膜血管内皮细胞起到保护作用,可能是通过抑制NLRP3炎症小体信号通路发挥其功能。
方法:选取8周大小的雄性C57BL/6J小鼠36只,随机分为6组:空白对照组(未做任何处理)、ONI 1d组(视神经损伤后1d取材)、ONI 3d组(视神经损伤后3d取材)、ONI 5d组(视神经损伤后5d取材)、ONI 7d组(视神经损伤后7d取材)、ONI 14d组(视神经损伤后14d取材)。分组后通过视神经夹持的方法制作小鼠视神经损伤模型,利用RT-qPCR与Western-blot检测各组小鼠视网膜中TLR-9与MyD88的mRNA和蛋白水平。
结果:ONI 1d组视网膜中TLR-9与MyD88的mRNA和蛋白水平与空白对照组比较无差异(P>0.05); ONI 3d、ONI 5d、ONI 7d、ONI 14d组视网膜中TLR-9与MyD88的mRNA和蛋白水平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均明显增加(P<0.01)。与空白对照组比较视网膜中TLR-9与MyD88的mRNA和蛋白水平在小鼠ONI 3d开始升高(P<0.01),ONI 5d达到峰值(P<0.001),ONI 7d开始逐渐下降(P<0.01)。
结论:小鼠视神经损伤能够激活视网膜中TLR-9与MyD88表达,TLR-9与MyD88可能在视神经损伤的进程中起重要作用。
方法:选取青紫蓝兔48只经制作眼球穿通伤及玻璃体腔内注射0.3mL富含血小板血浆的方法制备TPVR动物模型,随机分为4组(n=12),其中对照组玻璃体腔注入0.1mL生理盐水; TA组玻璃体腔注入0.1mL(1mg/mL)曲安奈德; ART组玻璃体腔注入0.1mL(20μg/mL)青蒿琥酯; LU组玻璃体腔注入0.1mL(10μg/mL)木犀草素。术后1、2、3、4wk通过眼底照相和眼部B超观察玻璃体及视网膜增生情况,术后28d采用Western Blot法检测各组兔眼玻璃体液中α-SMA和VIM蛋白表达水平,并经视网膜HE染色观察各组视网膜组织结构情况。
结果:术后28d,TA组、ART组和LU组兔眼TPVR分级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且TA组兔眼TPVR分级均显著低于ART组和LU组(P<0.05)。术后28d,TA组、ART组和LU组兔眼玻璃体液中α-SMA和VIM蛋白的表达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HE染色结果显示,对照组兔眼视网膜各层排列紊乱,严重扭曲或局部断裂,各层结构不清晰,前膜明显增厚,视网膜明显脱离; LU组兔眼视网膜各层排列轻微扭曲,视网膜前可见炎性渗出,视网膜浅层脱离; ART组兔眼视网膜结构清晰,轻度水肿,可见浅层脱离; TA组兔眼视网膜各层结构清晰,排列尚整齐,局部可见视网膜褶皱,无视网膜脱离。
结论:玻璃体腔内注射曲安奈德、青蒿琥酯及木犀草素均对TPVR具有防治作用,其中曲安奈德效果最明显。
方法:横断面研究。选取2020-11/2021-04于南京医科大学眼科医院就诊的单眼近视患儿32例64眼,平均年龄10.88±2.34岁。根据患儿的等效球镜度(SER)分组,SER≤-0.75D纳入近视组,平均SER -2.15±1.10D; 对侧健眼纳入非近视组,平均SER 0.01±0.48D。所有患儿均行眼科一般检查并采用OCTA检查黄斑区浅层视网膜毛细血管(SCP)血流密度、深层视网膜毛细血管(DCP)血流密度及各层视网膜厚度。
结果:近视组UCVA低于非近视组,SER、AL高于非近视组(均P<0.01),眼压、角膜平坦K值无差异(均P>0.05)。近视组黄斑区上方SCP血流密度及黄斑中心凹DCP血流密度明显大于非近视组(P=0.029、0.010),余区域视网膜毛细血管血流密度无差异(均P>0.05)。除中心凹以外,近视组黄斑区颞侧、上方、鼻侧及下方的全层视网膜厚度均明显低于非近视组(均P<0.01)。近视组黄斑区颞侧内层视网膜厚度略低于非近视组(P=0.043)。近视组黄斑中心凹、黄斑区颞侧、上方、鼻侧及下方的外层视网膜厚度均明显小于非近视组(均P<0.05)。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黄斑中心凹SCP、DCP血流密度与AL呈正相关(r=0.432、0.541,均P<0.01)。黄斑中心凹、黄斑区颞侧、上方、鼻侧及下方内层视网膜厚度与AL呈正相关(r=0.452、0.389、0.313、0.401、0.445,均P<0.05)。黄斑区上方、鼻侧及下方外层视网膜厚度与AL呈负相关(r=-0.308、-0.309、-0.330,均P<0.05)。
结论:单眼近视患儿近视眼黄斑区上方SCP及中心凹DCP呈代偿性血流密度升高状态; 除中心凹以外,黄斑区全层视网膜厚度显著降低。AL延长与黄斑区内层视网膜厚度增加,上方、鼻侧及下方外层视网膜厚度变薄相关。
方法:选取2019-05/2020-11我院眼科收治的湿性ARMD患者60例60眼进行回顾性研究,对照组30例30眼给予玻璃体腔注射康柏西普治疗,观察组30例30眼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四物五子汤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治疗3mo后最佳矫正视力(BCVA)、眼底情况、黄斑部视网膜脉络膜血管复合体(CBRC)及视网膜神经上皮层(RNL)厚度、未消退新生血管数目、血清VEGF、TGF-β1、白介素-6(IL-6)和白介素-13(IL-13)水平及总体疗效。
结果:治疗3mo后,两组患者BCVA、眼底出血、渗出情况、CBRC及RNL厚度较治疗前均得到改善(P<0.05),且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0.05)。与治疗前相比,两组患者治疗3mo后血清VEGF、TGF-β1、IL-6、IL-13均降低(P<0.001),且观察组患者血清VEGF、TGF-β1、IL-6和IL-13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37)。
结论:四物五子汤联合玻璃体腔注射康柏西普治疗能消退湿性ARMD患者眼底新生血管,降低血清VEGF、TGF-β1和炎症因子水平,改善眼部微循环,促进湿性ARMD患者视力恢复。
视网膜血管疾病如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和视网膜静脉阻塞等以异常增生的视网膜新生血管为主要病理表现。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通过旁分泌作用传递生物活性分子介导细胞间的物质与信息交换。其中,miRNA等内容物在传递信息中起关键作用,可调控缺血缺氧环境下内皮细胞的增殖、管腔形成和新生血管的形成。并且能够通过血视网膜屏障而不引起免疫、炎症反应,在眼科疾病治疗中极具潜力。本文总结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衍生外泌体中miRNA在视网膜新生血管形成中的作用和可能的作用机制,以期为外泌体在眼科疾病诊治中的应用拓宽新思路。
由于视网膜与视神经的发展起源于大脑,因此具有类似大脑的结构和功能特性。研究中枢视神经系统疾病在视网膜上的表现有利于探索脑眼的互动机制。作为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视网膜包含神经节细胞,其轴突形成视神经并进入中枢神经系统。因此,视网膜在结构性、功能性上可作为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观察镜像。随着成像技术的发展,光学相干断层(血流)成像技术以其易操作、低成本的特性成为眼科临床诊断的主流工具。近年来,探寻神经退行性疾病,尤其是阿尔兹海默症、帕金森病和多发性硬化等疾病,在眼部光学相干断层图像中生物标记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研究方向。本文归纳总结了近十年来基于视网膜影像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分析研究进展,并进行了展望,为后续研究提供铺垫和启发。
特异性促炎症消退介质(SPM)是一类由多不饱和脂肪酸代谢产生并介导炎症消退反应的脂质介质。SPM信号分子及其受体在眼表组织与细胞高度表达,共同构成内源性SPM网络,对于维持眼表健康和免疫稳态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研究表明,SPM及其类似物在促进角膜伤口愈合与角膜神经再生的同时,还可抑制角膜移植排斥反应、过敏性结膜炎、微生物角膜炎的免疫炎症反应,并有望成为治疗干眼的潜在性药物靶点,同时为眼表疾病的发病机制研究与临床诊治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将就SPM在维持眼表稳态的重要作用及其在多种眼表疾病中的治疗潜力进行综述。
弱视是儿童常见的眼科疾病,近年来人们为传统治疗效果不佳的患者不断探讨新的治疗方法。在视觉认知领域,一些电脑程序和视频游戏被广泛应用于提高视觉系统功能,基于知觉学习提出视频游戏、二分刺激、立体视训练等新兴方法治疗弱视,本文结合国内外研究对知觉学习等新兴疗法在弱视治疗中的应用进行了综述,分析了不同方法在弱视治疗方面的效果,结合现存的问题进一步探讨本领域未来的发展。
角膜单纯疱疹病毒感染、角膜移植术后及糖尿病患者眼内手术后,可发生持续性角膜上皮缺损(persistent corneal epithelial defect, PED)。尽管其发病率不高,但若处理不当,可引起严重后果,如继发引起角膜感染或加重、基质溃疡、穿孔、瘢痕甚至视力丧失。PED的致病原因多样,可由多种机制介导。在临床上,即使对PED进行了积极的治疗,角膜上皮仍可能难以愈合,在治疗中具有一定挑战性。目前,对于PED的治疗,标准治疗方法主要包括使用绷带镜和人工泪液,旨在为角膜上皮层提供屏障保护; 而新型治疗方法主要针对上皮再生和角膜神经重新支配; 此外,近年来还涌现了一些有潜在治疗价值的药物和方法。在这篇综述中,我们讨论了PED的流行病学、病因、诊断和治疗,重点介绍了一些新型治疗方法及研究进展。
超声睫状体成形术(UCP)是在高强度聚焦超声(HIFU)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非侵入性的新型青光眼治疗技术。现有研究表明其具有良好的降眼压效果,适用于治疗各种类型青光眼,且可进行重复治疗,手术并发症发生率低,在青光眼治疗中展现出广大的应用前景。本文收集近年来超声睫状体成形术治疗青光眼的相关文献,重点从UCP的发展、设备组成及操作、作用机制、适应证、有效性及安全性等方面对文献进行归纳综述,从而为青光眼的临床治疗及研究提供相关依据。
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ARMD)是临床中常见的老年性致盲性眼病,可造成中心视力的不可逆丧失,其发病机制复杂,尚未阐明,治疗方法有限,诊疗效果不佳。传统的转录组测序方法基于细胞群体水平获得细胞群的平均差异,或反映数量占优势细胞的生物信息,而单细胞转录组测序(scRNA-seq)能对单个细胞的mRNA进行转录组分析,可用于发现新的细胞亚型、揭示细胞异质性、鉴定罕见细胞、理解细胞分化。本文简述了scRNA-seq的技术原理,及其在视网膜、脉络膜发育及ARMD研究中的应用,提出了该项技术的缺陷和新兴技术的发展趋势,为深入研究视网膜、脉络膜生理学、ARMD疾病病理生理学及其发病机制提供新的思路及视角,以期对ARMD的靶向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增生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PVR)是一种发生在孔源性视网膜脱离(RRD)自然病程中或复位手术后的严重并发症,常常导致患者视力丧失。目前,临床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PVR病理特征是多种细胞在细胞因子的作用下发生的过度炎症反应和异常增生,最终在视网膜表面形成增殖膜及进一步的牵拉性视网膜脱离(TRD)。对PVR发病机制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为其治疗寻找有前景的分子靶标。近年研究发现,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及视网膜色素上皮(RPE)细胞的上皮-间充质转化(EMT)在PVR发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就VEGF及RPE细胞EMT在PVR发病中的作用,以及二者的相互联动机制进行了总结,以期为PVR的治疗和临床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偏头痛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神经血管疾病,其病理生理机制尚不明确。偏头痛有多种临床表型,其中视觉偏头痛可表现为视觉先兆。视网膜偏头痛和眼麻痹性偏头痛也属于视觉偏头痛的范畴。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及血管成像(OCTA)可以定性及定量地检测视网膜神经纤维层、神经节细胞层、视神经乳头、视网膜和脉络膜的循环状况。基于上述两种影像学的研究发现,在视觉偏头痛发病过程中,偏头痛患者的视网膜和睫状动脉短暂反复收缩,可能导致视神经、视网膜和脉络膜的缺血性损伤,随后视网膜神经纤维层及神经节细胞层变薄、视网膜微血管减少。眼底影像学检查有助于提高对视觉偏头痛相关病理生理学机制的认知,而基于OCT及OCTA检查所见可作为评估视觉偏头痛病程及病情严重程度的指标。
随着近视患病率的不断攀升,近视相关视力损害及其防控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目前主要的近视控制方法包括阿托品、角膜塑形镜、双焦角膜接触镜、多焦角膜接触镜和功能框架眼镜等。近年来,低浓度阿托品(0.01%、0.05%)成为有效控制近视发生和进展的一线用药。同时低浓度阿托品比高浓度阿托品疗效更加持久,副作用更少见,患者的接受度更高。现本文对低浓度阿托品延缓近视进展的临床研究作一综述,从有效性、安全性、使用时机、联合控制效果等方面进行归纳总结,以期为临床使用低浓度阿托品控制近视提供依据。
方法:检索PubMed、Embase和Web of Science数据库,检索时间为2010-01/2021-06。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合并结果,通过敏感性分析确定运算结果是否稳定可靠,并且采用亚组分析寻找异质性可能的来源。
结果:共纳入25篇病例对照研究。DR患者的IL-8水平明显高于非DR患者(SMD:1.57,95%CI:1.19~1.95,P<0.01)。敏感性分析提示随机效应的运算结果是稳定可靠的。基于检测方法、地区、样本来源、DR类型的亚组分析显示,这些因素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IL-8水平与DR患者的关系。其中,来自Bead-based法(I2=18%,P=0.27)、欧洲(I2=38%,P=0.17)和非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NPDR)(I2=0%,P=0.49)样本的一致性比较好。而ELISA、美洲、亚洲、玻璃体液、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PDR)等因素都可能会加大效应量。
结论:眼部水溶液中IL-8水平升高与DR的发生风险有关,IL-8可作为DR的潜在预测因子或治疗靶点。
方法:计算机检索2016-01/2021-09 Embase、Pubmed、The Cochrane Library数据库关于AD患者黄斑区血流密度的相关研究,由两位研究员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采用纽卡斯尔-渥太华量表(NOS)评价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使用RevMan 5.3软件进行Meta分析。
结果:纳入10篇文献,共计研究对象740例(眼),其中AD组321例,对照组419例(与AD组年龄相匹配且认知能力正常人群)。Meta分析结果显示,AD患者黄斑区浅层血流密度低于对照组(MD=-1.58,95%CI -2.60~-0.55,P=0.003); AD患者黄斑区深层血流密度低于对照组(MD=-2.72,95%CI -4.36~-1.07,P=0.001); AD患者旁中心凹血流密度低于对照组(MD=-1.44,95%CI -1.94~-0.94,P<0.00001); AD患者中心凹无血管区面积略大于对照组(MD=0.05,95%CI -0.01~0.11,P=0.13)。
结论:AD患者黄斑区各分层血流密度均降低,OCTA可以辅助早期诊断AD。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01/2020-08至我院接受玻璃体腔注射阿柏西普或雷珠单抗联合AGV植入术治疗的NVG闭角型青光眼期患者33例33眼的临床资料,其中阿柏西普组18眼,雷珠单抗组15眼。随访6mo,观察两组患者最佳矫正视力(BCVA)、眼压、新生血管消退及复发、玻璃体腔注射次数及术后并发症等情况,评估手术疗效。
结果:两组玻璃体腔首次注药术前与注药术后1wk眼压、BCVA均无差异(P>0.05); AGV植入术后1wk,1、3、6mo眼压、BCVA与玻璃体腔首次注药术前均有差异(P<0.01),但两组间各随访时间点眼压、BCVA均无差异(P>0.05)。随访期间,阿柏西普组平均注药次数(1.61±0.98次)与雷珠单抗组(1.80±0.86次)无差异(P>0.05),且两组间新生血管复发率、术后早期及晚期并发症发生率及手术疗效均无差异(P>0.05)。
结论:玻璃体腔注射阿柏西普或雷珠单抗联合AGV植入术是治疗NVG的有效方法,二者临床疗效基本一致。
方法:回顾性临床研究。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对2019-06/2020-12期间在我院眼科确诊的原发性青光眼患者60例(30例PACG,30例POAG)和将同期来自我院体检部的30名健康成年人设为对照组进行评估,比较三组受试者SAS、SDS、PSQI得分。
结果:PACG组和POAG组SAS、SDS、PSQI得分(48.40±9.302,53.40±8.625,9.57±2.861; 42.57±9.684,48.80±10.320,7.23±2.223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37.03±6.805,38.63±7.881,4.87±2.688分)(P<0.05)。PACG组SAS、PSQI得分较POAG组高(均P<0.05)。以SAS≥45分、SDS≥50分和PSQI>7分为临界,PACG组的焦虑、抑郁和失眠症状阳性率(77%、73%、70%)高于POAG组(43%、40%、37%)和对照组(13%、10%、20%)(P<0.05)。
结论:PACG患者比POAG有更严重的焦虑、抑郁及失眠,应给予必要的心理干预。
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收集2015-03/2019-08于我院确诊为高度近视继发CNV的患者46例46眼,根据玻璃体腔注射康柏西普或雷珠单抗治疗分为康柏西普组20例20眼,雷珠单抗组26例26眼。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治疗后1、3、6mo的最佳矫正视力(BCVA)、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测量的黄斑中心凹视网膜厚度(CMT)、注药次数及并发症情况。
结果:治疗前康柏西普组和雷珠单抗组患者BCVA(LogMAR)分别为0.81±0.51、0.83±0.66(P=0.900),治疗后1、3、6mo康柏西普组患者BCVA(LogMAR)为0.59±0.33、0.49±0.34、0.44±0.32,雷珠单抗组为0.53±0.54、0.47±0.47、0.40±0.43,两组治疗后各时间点BCVA均较治疗前有改善(均P<0.001)。治疗前康柏西普组和雷珠单抗组患者CMT分别为242.30±73.27、233.38±66.63μm(P=0.669),治疗后1、3、6mo康柏西普组患者CMT为217.00±54.78、208.65±55.38、206.00±45.34μm,雷珠单抗组为197.42±50.47、198.38±55.19、192.15±51.97μm,两组治疗后各时间点CMT较治疗前均有下降(均P<0.05)。治疗后1、3、6mo两组间BCVA、CMT和治疗6mo内注药次数比较均无差异(均P>0.05)。治疗期间所有患者未发生全身不良反应及眼部严重并发症。
结论:玻璃体腔注射康柏西普和雷珠单抗治疗高度近视继发CNV,能提高患眼BCVA、降低CMT,疗效相似,均可作为高度近视继发CNV的治疗选择。
方法:统计2010~201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白内障领域研究的资助项目,对获得资助的项目类别、项目名称、经费数额、申请单位和地区、批准年度及关键词等进行统计和分析。
结果:近十年来,白内障研究的项目数及受助金额分别占眼科学总数的9.35%和9.72%。眼科学和白内障研究的项目数量及受助金额总体呈波浪式上升趋势。立项项目中的关键词逐渐增多,且愈发倾向于机制研究。计算机辅助技术、TALEN技术和全外显子测序技术等的发展,使得白内障研究整体呈现出医学与其他学科融合的趋势。华东地区,尤其上海市项目数量及受助经费位居各省市首位。各项目类别中,数量及经费均为面上项目最多,近几年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数量强势崛起,甚至在某些领域超过面上项目。
结论:2010~2019年白内障研究的热点趋向于多样化,多学科的融合以及新技术新方法的运用为显著特点。资助力度和研究水平呈现地区发展不平衡。
方法:在PSPNet模型结构的基础上构建Phase-fusion PSPNet网络结构用于翼状胬肉病灶的分割,该网络在金字塔池化模块后接入阶段上采样模块,以分阶段增大为原则逐步上采样,减少信息丢失,适合于边缘模糊的分割任务。将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提供的翼状胬肉眼表图像517张分为训练集(330张)、验证集(37张)、测试集(150张),其中训练集和验证集图像用于训练,测试集图像仅用于测试。比较翼状胬肉病灶智能分割和专家标注的结果。
结果:构建Phase-fusion PSPNet网络结构针对测试数据集的翼状胬肉病灶分割单类平均交并比(MIOU)和平均像素精确度(MPA)分别为86.31%和91.91%; 翼状胬肉单类交并比(IOU)和像素精确度(PA)分别为77.64%和86.10%。
结论:卷积神经网络可以实现翼状胬肉病灶的精准分割,有助于为医生进行进一步疾病诊断和手术建议提供重要参考,同时实现翼状胬肉智能诊断的可视化。
人工智能被描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借助互联网和大数据发展的推动,眼科成为走在这一浪潮的前沿学科,展现出一片蓬勃发展的良好前景。人工智能现已应用于多种眼部疾病的辅助筛查、诊断及治疗,辅助完成角膜、屈光、白内障等相关手术; 帮助实现分级诊疗、远程医疗和改良眼科人才培养模式,并参与眼健康管理及眼科教育。人工智能为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了若干伦理问题,其中与医学伦理相关的诊治失误责任划分、患者信息隐私保护、人文关怀及其公平性、日益发展的人工智能与不完善的伦理及法律等矛盾尤为突出。人工智能必须在正确的价值导向下,遵守相应的伦理规范,才能在临床实践不断成熟和完善。本文综述了人工智能背景下眼科发展现状及面临的伦理困境,旨在为促进其在眼科领域的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方法:回顾性临床研究。纳入2019-01/2020-12于我院确诊的nARMD 1型MNV伴fPED患者48例48眼,根据治疗药物分为康柏西普组(26例26眼)和雷珠单抗组(22例22眼),均采用3+PRN的治疗方案。随访12mo,观察两组患者最佳矫正视力(BCVA),并采用光相干断层扫描(OCT)测量黄斑中心凹厚度(CFT)、视网膜色素上皮脱离(PED)的消退程度(高度、面积、体积)。
结果:两组患者治疗前BCVA、CFT及PED高度、面积和体积均无显著差异(P>0.05)。治疗(首次玻璃体内注射)后3、6、12mo两组患者PED高度均较治疗前显著改善(P<0.05),但PED面积和体积均无显著改善(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BCVA较治疗前均无显著改善(P>0.05)。治疗后3、6、12mo康柏西普组患者CFT均较治疗前显著改善(P<0.05),雷珠单抗组仅在治疗后3mo较治疗前显著改善(P<0.05)。治疗后3、6、12mo两组间BCVA、CFT及PED高度、面积和体积均无显著差异(P>0.05)。
结论:康柏西普和雷珠单抗治疗nARMD 1型MNV伴fPED均有较好疗效,能降低PED高度及CFT,稳定视力、PED面积和体积,而康柏西普减轻黄斑水肿的持续时间更为持久。
方法:随机选取2019-01/10于我院门诊就诊的7~15岁青少年屈光不正患者50例86眼,分为近视组(29例46眼,平均等效球镜度-2.17±1.41D)和远视组(21例40眼,平均等效球镜度1.92±1.49D)。通过光学生物测量仪(IOL Master)测量眼轴长度(AL),通过眼前节光学相干断层扫描分析仪(SS-OCT)观察不同调节状态下(0、-3、-6D)晶状体厚度(LT)、晶状体前表面曲率半径(ALRC)、晶状体后表面曲率半径(PLRC)的动态变化。
结果:调节放松状态下(0D),近视组LT显著小于远视组,ALRC与PLRC大于远视组(均P<0.01),且远视组眼轴短于近视组(22.49±1.12mm vs 24.48±0.82mm,P<0.01)。随着调节刺激的增大(-3、-6D),两组LT均显著增厚,ALRC与PLRC均显著减小(均P<0.01)。-3、-6D调节状态下,两组ALRC变化率均高于PLRC变化率(P<0.01),但两组间LT变化率及PLRC变化率均无显著差异(P>0.05),而远视组完成-6D调节时ALRC变化率显著大于近视组(P<0.05)。
结论:调节刺激下青少年屈光不正眼晶状体厚度增加,形态变凸,其前表面的变化程度显著大于后表面,完成大幅度调节时,远视眼晶状体前表面的形变程度显著大于近视眼。
方法:横断面研究。收集2020-05/2021-05来院就诊的白内障患者149例181眼。术前使用iTrace、IOL Master 700和Pentacam HR三种仪器测量陡峭轴角膜曲率(Ks)、平坦轴角膜曲率(Kf)、平均角膜曲率(Km)、角膜散光度数(Cyl)、陡峭轴轴位(Axis)。分析三种仪器测量指标的差异性及一致性。
结果:三组仪器间测量Ks、Kf、Km均有差异(F=4.912、3.514、4.873,均P<0.05),Cyl与Axis均无差异(F=0.523、0.128,均P>0.05)。Bland-Altman分析提示iTrace与另两种仪器测量的Ks、Kf一致性较差,Cyl和Axis的一致性好,但Axis差值不在临床可接受范围。低度散光组(50眼)、中度散光组(34眼)和高度散光组(18眼)的iTrace与另两种仪器的测量值差值均无差异(P>0.05)。
结论:iTrace与IOL Master 700和Pentacam HR在白内障患者术前测量除散光度一致性好外,其余Ks、Kf均有差异性,Axis差值偏大,超过临床可接受范围,尤其是高度散光组。白内障术前角膜散光的测量应选择多种测量仪器,全方位规划手术方案。
方法:选取我院2020-01/12收治的白内障合并翼状胬肉患者80例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研究,所有患者均行翼状胬肉切除+白内障超声乳化+人工晶状体植入+角膜缘干细胞移植术,比较手术前后视力、角膜Pentacam参数、角膜散光度和角膜曲率及泪膜稳定性变化,并计算人工晶状体(IOL)度数偏差。
结果:术后3mo,本组患者角膜前表面平均屈光度与角膜平均屈光度均明显高于术前,角膜表面变异系数(ISV)与角膜前表面散光均显著低于术前,且泪膜稳定性各指标较术前明显改善(均P<0.01)。术后6mo,本组患者视力较术前显著改善,角膜散光度较术前显著降低,但角膜曲率显著高于术前(均P<0.001)。本组患者IOL度数偏差-5.5~+3.5D。
结论:白内障合并翼状胬肉联合手术可有效改善患者视力,改善泪膜稳定性,但由于可能存在角膜散光,因此行翼状胬肉切除术后需应用对侧眼角膜屈光力计算IOL度数,待角膜屈光状态稳定后再行白内障超声乳化术,以确保其预后效果。
方法:选取2014-02/2019-03在天津市眼科医院行超声乳化联合IOL植入术的白内障患者31例31眼,所有患者既往均接受过近视角膜屈光手术(LASIK/PRK),白内障术后至少随访6mo进行验光。比较不同角膜半径范围(2.0、3.0、4.0、4.5、5.0mm)的等效角膜曲率(EKR)联合Haigis公式计算近视术后IOL屈光度的准确性,得到改良Haigis公式,进而比较改良Haigis公式与Barrett true K、Haigis-L、Shammas-PL公式计算近视术后IOL屈光度的准确性。
结果:4.0mm EKR联合Haigis公式计得到的术后中位数绝对屈光误差(MedAE)和平均绝对屈光误差(MAE)明显低于4.5mm EKR和5.0mm EKR(均P<0.01),且术后屈光误差(PE)在±0.50、±1.00、±2.00D范围内的患者百分比也明显高于4.5mm EKR和5.0mm EKR(均P<0.05),故将4.0mm EKR联合Haigis公式命名为改良Haigis公式。改良Haigis、Barrett true K、Haigis-L、Shammas-PL公式的术后MedAE分别为0.58(0.27,1.12)、0.51(0.30,1.15)、1.26(0.67,1.72)、0.77(0.36,1.45)D,术后PE在±0.50D和±1.00D内的患者百分比分别为42%和74%、52%和71%、22%和42%、32%和61%。在眼轴长度(AL)<27mm和27mm≤AL≤30mm患者中,Haigis-L公式的术后PE值高于改良Haigis公式(P=0.019、0.0142)和Barrett true K公式(P=0.002、<0.001)。在27mm≤AL≤30mm患者中,Haigis-L公式的术后PE值高于Shammas-PL公式(P=0.003),其余各组间均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4.0mm EKR联合Haigis公式可以用于近视LASIK/PRK术后IOL屈光度的计算,其准确性与Barrett true K公式相当,且AL越长,患者术后发生远视漂移的可能性越高。
方法:前瞻性研究。对2019-07/08在嘉兴市中医医院眼科需做24h眼压的患者24例48眼,使用手持型眼压计(iCare-PRO回弹式眼压计)连续48h进行2次24h眼压测量,时点分别为7:00、10:00、14:00、18:00、22:00、02:00、05:00。其中在22:00、02:00、05:00三个时间点,分别测量坐位及卧位的眼压,先进行卧位测量,之后要求患者保持坐位10min,再次测量一次眼压。重复测量用组内相关系数(ICC)来分析一致性,夜间不同体位的眼压以配对样本t检验分析比较测量结果。
结果:各时点的ICC值在0.79~0.94波动,大部分在0.90左右,双眼基本一致。夜间卧位的ICC值在0.73~0.91波动,大部分是0.86以上。各时点的ICC均在0.75以上,大部分在0.90左右,表明各时点眼压重复测量的一致性较好。但是夜间眼压波动的ICC结果较差,右眼夜间坐位波动的ICC为0.49,左眼夜间坐位为0.55; 夜间卧位右眼为0.40,左眼为0.43,右眼的一致性较差。而夜间卧位眼压均高于坐位眼压,各时点均有差异。
结论:单次的24h眼压测量可能不能高度再现,尤其是眼压波动,一次测量的结果可靠性有待研究,且夜间采取坐位测量眼压,或许不能代表实际夜间睡眠时的眼压。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01/2020-12在我院就诊的新生血管性青光眼患者47例47眼的临床资料。随访6mo,观察患者治疗前后视力和眼压的变化情况及并发症发生情况。
结果:复合式小梁切除术后6mo,本组患者视力提高25眼(53%),其中术前无光感8眼中,提高至0.2、0.02各1眼,提高至手动/30cm 2眼,从无光感恢复光感2眼; 视力无变化19眼(40%); 视力下降3眼(6%)。复合式小梁切除术后6mo,40例40眼未用任何降眼压药物,眼压<21mmHg,手术完全成功率为85%。复合式小梁切除术后1、7d,1、3、6mo眼压分别为15.6±6.2、12.8±5.9、14.7±5.3、17.1±6.9、18.3±6.7mmHg,与入院时眼压(46.0±11.9mmHg)和玻璃体腔注射康柏西普3d后眼压(39.9±12.5mmHg)相比有显著差异(F=106.65,P<0.001)。复合式小梁切除术后出现前房积血3眼,给予药物保守治疗后积血于3~7d完全吸收。
结论:玻璃体腔注射康柏西普联合复合式小梁切除术及视网膜光凝治疗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安全、有效。
方法: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选取自2018-12/2020-01期间在我院治疗的各种玻璃体视网膜疾病的患者76例76眼,随机分为25G+组和27G+组进行玻璃体切割手术治疗,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以及术前1d,术后1d,1、4、12、24wk的ETDRS视力、眼压、结膜水肿等变化情况。
结果:相对于25G+组,27G+组玻璃体切割时间较长(27.17±5.95 vs 26.71±5.93min),而总的手术时间较短(28.26±6.88 vs 30.37±6.68min),但两组间均无差异(t=0.322,P=0.748; t=-1.353,P=0.180)。两组玻璃体切割术后,视力较术前均有明显提高,但两组间比较无差异(P>0.05)。相对于25G+组,27G+组术后1d(12.58±2.44 vs 10.56±3.21mmHg,t=2.943,P=0.004)和术后1wk(13.48±2.85 vs 12.89±2.01mmHg,t=1.460,P=0.031)的眼压波动范围较低。术后1wk内,25G+组发生一过性低眼压7眼,而在27G+组无低眼压发生,表明27G+ MIVS能够更好地稳定术后眼压。
结论:27G+ MIVS和25G+ MIVS治疗玻璃体视网膜疾病安全有效。与25G+ MIVS相比,27G+ MIVS术后更能够很好地稳定眼压,减少因术后低眼压引起的并发症的发生。
方法:前瞻性研究。选取2020-02/05期间我院就诊的235例7~17岁青少年近视患者进行眼部结构检查排除各种眼病,并进行优势眼(卡洞法)测定及散瞳后综合验光,均配戴单焦框架眼镜矫正,1a后复测优势眼(卡洞法)及散瞳后综合验光。
结果:研究对象中,优势眼为右眼159例(67.7%),左眼76例(32.3%),优势眼与非优势眼的性别分布无差异(P>0.05); 优势眼与非优势眼近视等效球镜度数无差异(P>0.05); 优势眼与非优势眼近视增长程度无差异(P>0.05); 右眼及左眼分别为优势眼和非优势眼时,近视增长度及两眼间近视增长程度均无差异(P>0.05); 优势眼近视增长程度与双眼近视增长度数差异具有相关性(P<0.01)。
结论:青少年近视者中,优势眼以右眼为主,且无性别差异; 优势眼在近视程度和增长程度上无特异性表现,且优势眼不影响近视增长程度和双眼参差大小的变化,但优势眼近视增长速度可能会影响双眼屈光参差的程度。
方法:收集就诊于眼科门诊的127例近视患者,采用近远距隐斜眼位得到计算法AC/A和近距附加+1.00D得到梯度法AC/A,比较计算法和梯度法AC/A在不同眼位中的差异。
结果:计算法AC/A值高于近距+1.00D梯度法AC/A值(P<0.01); 对同一种方法在不同眼位组中比较发现,计算法AC/A和梯度法AC/A在不同眼位组中均有差异,内隐斜组AC/A最高,外隐斜组AC/A最低; 对同一眼位组中的两种方法比较发现,在内隐斜组和正视组中计算法AC/A高于梯度法(均P<0.01),外隐斜组中两种方法测得AC/A值无差异(P>0.05)。
结论:计算法AC/A高于梯度法AC/A,特别是在内隐斜患者和正视患者中使用计算法易得到高AC/A值,造成错误诊断,更推荐使用梯度法。
主管单位: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办单位:中华医学会西安分会
出版单位:《国际眼科》杂志社(IJO Press)
社长/总编:胡秀文
主编:惠延年 Peter Wiedemann
编辑部主任:彭娟
刊期:月刊
语种:中英文混合